以上五种网络生态，正如周时好先前吐槽的那样，几乎涵盖了网络社会中的老百姓，尤其是网络社会的活跃群体——年轻人，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和重复的生活方式。而犯罪人选出的五个作案目标，是属于这五种网络生态中的极端个例，那么这种极端个例是怎么形成的？必然是因为他们过度沉溺于自己偏爱的网络生态，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所以骆辛总结认定：犯罪人作案针对的并不是道德缺憾者，而是如食用了“精神鸦片”一般的“沉迷者”。对那些极端个例来说，他们根本无法通过自身的防御机制来戒除心瘾，犯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让这些人摆脱沉迷的局面，将他们从泥潭之中拉出来，他一定自认为是一个“救赎者”。
如果案件的本质是救赎网络生态沉迷者，那么这个救赎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对网络社会嗤之以鼻，对网络生态厌恶甚至痛恨至极的一个人。而这些网络生态都是各路资本花费大气力、大价钱，围追堵截，投喂给老百姓的，从而逐步形成了由资本来控制和圈定老百姓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的圈子。有人想跳出这个圈子，就会跟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就会没有朋友，就会被嘲笑，就会被视为不会生活，就会被认为落后于时代，就会被视为异类。然而，对犯罪人来说，一方面厌恶网络社会，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又离不开网络，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结果反而更加助长了他对网络社会的厌恶和痛恨，乃至上升到对自身的厌恶。如此循环反复，挣扎纠结，内心必然是崩溃无比。于是，他挑选出五个被网络生态荼毒的典型案例进行救赎，就好比对整个网络社会进行了改造一般，从而达到对他自身的一种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