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俞庆棠之所以被选为主编，应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她对中国农村问题一向抱有浓厚兴趣，并有相当的研究心得。1932年，她在《申报月刊》上专门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农村衰落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以及农民素质方面，特别是农民“因为没受过教育，所以不能想办法来挽救农村社会的衰败，造成繁荣的农村”[186]。为了更好研究农村问题，她于1935年加入农村经济研究会。二是她作为社教社总干事，该学术团体一向注重农村问题研究，如社教社第一届年会，俞氏提交“本社于本年度内注重乡村建设运动案”，称中国学制与课程，均忽略了农民，“以致负国税最大义务之农民，受赋税天灾人祸，层层压迫，而毫无教育机会可言，农村经济日益衰落。……请本社函请热心人士，教育专家，会同讨论实施乡村民众教育之理论与方法，非特拯救农民疾苦，亦所以奠国家之基础”[187]。之后历届年会均有社员递交相关主题议案，农村问题是社教社社员所感兴趣的话题，且不少社员在基层工作，与农民有直接接触，社教社的成员是潜在的作者队伍。三是俞庆棠与俞颂华（《申报》核心人物之一）的手足关系，亦为她被《申报》聘为该栏目主编做了人脉铺垫。当然，俞庆棠作为社教社总干事，受邀主持《申报》副刊《农村生活》，借助《申报》平台，对社教社的社会影响的宣传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这一点，从俞庆棠本人接受主编作过说明中可窥一斑：“民国廿四年的冬季，承《申报》之约，为编辑《农村生活》一栏，藉着日报所有的广大的读者，这农村生活的写真，或许可以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同时可以供研究农村问题和从事乡村工作者的参考，所以不揣学识简陋，欣然担任了”[188]。《申报》作为发行多年的大报，拥有众多固定的作者群，社教社社员文章发表、增加社会影响的同时，亦是社教社“研究社会教育学术”宗旨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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