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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克林德碑》的文论文本阐述得最为引人瞩目。陈独秀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克林德碑的树立并没有引起陈独秀对各国列强的愤怒，反让他感慨“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克林德碑的倒塌也并没有触发他“推翻帝国主义的念头”,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以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在于从政治上进行改造，而在于从文化上走“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②。这个义和团文本中所刻画的义和团形象，无不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换言之，正是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旧文化蒙昧迷信的时代需求，凝结成这样的文本，书写出关于义和团的再记忆。
“五四运动象征着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③,文化救国又转回了政治救国的轨道。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高潮。1924年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为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连续几年每逢“九七”,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④对义和团的历史认识再次被纳入现实政治的创造中，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开始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个现实的命题。这才有了直接以“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命名的义和团文本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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