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
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