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印度民族运动的方法。贾·尼赫鲁与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1）宗教神秘主义。甘地将某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方法应用于印度民族运动之中，贾·尼赫鲁对此感到不满和困惑，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甘地不仅在民族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在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甘地将哈里发问题与不合作运动结合起来，使伊斯兰教领袖的宗教影响重新抬头，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神、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大多数国大党工作人员也拼命效仿甘地，甚至还转述他的那一套话。贾·尼赫鲁对政治活动中这种宗教因素的发展感到苦恼，对这种现象极为反感。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就应当从政治观点来考虑，不应与宗教扯在一起，伊斯兰教大毛拉和印度教斯瓦米之流在公开讲演中所说的许多话是错误的，他们对一切事物进行宗教歪曲，从而使人的头脑不清楚。甘地所用的一些宗教词语也使他感到困惑和震惊。二是甘地往往根据“内心声音”或“祈祷的回音（即直觉和本能）发动或中止运动。甘地做事往往凭借神秘的“内心声音”，而很少诉诸理性。甘地在《自传》中曾写道，他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声音并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他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在民族运动中，甘地不仅凭内心声音决定发动斗争的方式，而且凭内心声音随意中止运动，然后随意找一个荒诞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解。1919年反《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帷幕是以全国性的总罢业方式拉开的，而这一斗争形式则是在神秘的梦境中决定的。1922年甘地以乔里乔拉事件为由突然决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非暴力主义。甘地将非暴力方法奉为信条，贾·尼赫鲁则将非暴力方法视为策略。贾·尼赫鲁认为，甘地向印度人民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方法是争取实现独立目标的正确的和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条，而是能够产生某些结果并根据这些结果来判断的方针和方法。个人可以将它视为不容争辩的宗教信仰，然而，政治团体决不能这样做。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暴力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警察的挑衅和镇压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斯文和沉默。此外，打入运动中的暗探和内奸经常有意制造事端或煽动别人采取暴力行动，以此来破坏运动。如果由于不可避免的个别暴力事件就必须停止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就永远不会成功。贾·尼赫鲁感到困惑不解，是非暴力方法本身有缺陷，还是甘地对这种方法的解释有毛病？他写信给甘地，表达了他心中的困惑和疑虑。甘地给贾·尼赫鲁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因。他承认，从战略观点看这个决定“在政治上是不合理的和不明智的”，但他在思想上毫不怀疑，这个决定在宗教上是正确的。“我向你保证，如果事态（文明不服从）不被中止，我们领导的就不会是非暴力斗争，而是暴力斗争。运动不自觉地偏离了正确道路，我们必须回到系泊处，才能够再次笔直向前”。[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