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