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以其主义来邀结民心,扬长避短,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国民党与段政府主张的分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社会舆论更多倾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一方。各地成立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大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国民党的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民众的心理,也符合“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但却没有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认为在军阀未被彻底打倒之前,欲将实力派撇开,而以“人民团体”为主召开会议、解决国是,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国民会议开成,其所形成的一纸决议,对军阀实力派亦毫不构成约束力。不如屈就现实,先召开以实力派为主的善后会议,让实力派之间达成妥协,更为实际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最初只是正面宣传自己的国民会议主张,并未对善后会议提出批评。段祺瑞于12月2日拟出《善后会议条例》草案后,曾数次派人赴天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但直至12月24日《善后会议条例》正式公布前夕,孙中山一直以抱病为辞,迄无任何明确表示,既不表示赞成,亦不表示反对。在此期间,孙还训令北京国民党人不得擅贴“打倒”段、奉等系人物的传单,认为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此时孙中山显然尚寄希望于段政府能对《善后会议条例》草案进行比较完满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