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朝修史，盛世出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神圣的职责。
不过，中国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编纂这样煌煌巨制的帅才，恐怕也就只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堪当重任，除此以外，再找不到第三位。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经过长时间厚今薄古的“调教”，几乎少见通古博今之士，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南郭先生，上蹿下跳，暴得虚名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时年二十岁。这个地方，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位乡党，无论履历、仕途、出身、学位，颇相类似。欧、解都为翰林学士，都在帝王身边做过侍读学士，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甚至最后，一个为帝王所逐，一个为帝王所杀，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应该说相差无几。
但是，解缙相比于他宋朝的老乡，在文章，诗词，学问，著作上的名声，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略逊于这位乡先贤。无论如何，那是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歌赋，传世至今，仍在口头传诵不绝，可谓达到了真正的不朽。而解学士，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以及他那空有抱负的雄图大志，以及他那不幸而言中的评人论事外，对大多数后人来讲，便了无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