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统维护了君统，族权强化了王权，家规演绎出国法，血缘的纽带，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礼治”便成了中国人最美好的幻梦。礼高于法，岂不妙哉？血缘的“孝”，比强制的“法”又“高明”到哪了呢？传统奴性、孔颜人格，不正是由“孝”而起的么？它比别处的奴性更加上一条牢靠的纽带——血缘！
这种血缘的系列，正是从自然的系列延续而来的。所谓“礼”，最开始是对自然的敬畏所作的奉祀，而后，便成了对祖宗的祭祀，而当氏族的父执转化为国君时，“礼”便成了一种系统的习惯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杠杆。
历史，本来就是从自然到祖先，又由祖先到今人而发展过来的。中国人重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祖先，重祖先的史迹，由自然祟拜到祖先崇拜，恰巧反映了伦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人为什么有祖先崇拜，这里便可以找到解释。
我们先不说这种道德——历史哲学显而易见的栽害作用。
平心而论，把人从自然的序列中解放出来，以人的血缘关系取代自然的秩序，这总归是一个进步的开端。而且，不似西方，走向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不以宗教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之柱，而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感情纽带及理性观念，所以，这才有在八九世纪以前，中国作为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