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等人类价值真正相融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财产的共同所有、国家的公共管理和文化的共同创造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一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就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民众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也不是形式化和抽象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是活生生的和具体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这样的社会主义既蕴含科学主义的认知维度，也蕴含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内在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
总体而言，安德森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经典的守门人，他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真正统一和完美结合。然而，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与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正如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中所认为的，革命的理论并没有带来革命的行动。然而，尽管安德森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总体的革命策略，但这一总体的革命策略并没有带来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造。从根本上来说，安德森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革命策略。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未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公有制抑或其他所有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全民普选制抑或人民代表制，还是其他。他只是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一味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高呼民主、平等和正义。这一激进的、理想的社会对处于物质丰富却精神痛苦的大众来说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但对于唤醒他们的实际行动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时刻并没有按照安德森所设想的那样到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欲求也只是一种“乌托邦”而已。因此，安德森的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策略始终停留于一种“理论实践”的范畴中，未能从理论的斗争走向实践的斗争。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构建了一种革命的乌托邦而使其成了一种真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