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盖洛是一位狂热的藏书家。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处，当他拜谒当地的督抚和文人学者时，必定会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当地的古史、方志、地图和碑文古迹等信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序言中，盖洛对于这样做的动机做了解释：
当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携带着古希腊的学问逃到西方时，没过几年，那些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拉丁语教科书便被当作废纸从欧洲的大学里扔了出来。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时刻。在过去两千年中被用来训练中国文人的那些典籍和更为短命的那些通俗小说和志怪杂记同样即将寿终正寝。西方的学问和垃圾正在将原来的那些书籍取而代之。过不了多少年，那些老的书就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官方的毁书行动已经开始。在总督、巡抚、翰林学者、藏书家和书商的帮助下，我们收集到了一大批这样的老书，并在本书中选用了其中的少数范例，以便使读者能了解这些古书的风格。
丁韪良在其序言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言：“这些文献必将成为一个汉学研究图书馆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为收集地方志所做出的努力。在上述这本书出版以后，盖洛又再接再厉，开始为他的下一本书《中国五岳1924》收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盖洛不得不两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然而他却在研究中国的典籍上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他的传记作家威尔逊告诉我们，盖洛于1916年12月30日写信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惠志德博士（Dr. Wherry），向他索要描写五大名山的“地方志”。后来在《中国五岳1924》一书中，盖洛果然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泰安府志》等各种中文素材中引用了大量的图片、地图和文字资料。他的这种努力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4]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