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信任，受信多封，并被单独接见多次。1946年萧军到哈尔滨后，很快陷入他主编的《文化报》与有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化领导背景的《生活报》的“两报事件”，最后被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反分子。
《文化报》事件已经意味着萧军淡出文坛。1949年年初，他被分配到抚顺煤矿“任职”资料室主任，写了《五月的矿山》，不意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严厉打击的长篇小说。从此，他真的由文坛退出。他去学推拿、针灸之类的“祖国医学”，还像沈从文一样去弄考古，沉入故纸堆中写《吴越春秋史话》。而萧红已于1942年年初不幸早逝，满打满算活了三十二个年头。因此从1942年起，人们对萧红的认识，只能寄托在对她的作品的认同感了。那么，在萧红去世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重新阅读萧红、认识萧红时，那种从世俗意义上似乎是“盖棺论定”的论定还可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