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通”的尝试，不仅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而且也为我后来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前贤讲究的“通识”，是我们在治学上追求的目标之一。
史学史研究要求人们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要向理论方面发展，这也是一个规律。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独研究成果有了丰富的积累，而且学科的理论建设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把它视为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了，有了理论方面的因素，而且也推动了理论领域的研究。那么，这一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